到很多乡村的农田里走一走，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农药包装废弃物。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的农药包装废弃物超过100亿个，因为得不到妥善处理，不仅成为环境和水体的污染源，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当前我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面临哪些难题？哪种模式更可行？老问题能不能找到新办法？日前，在浙江衢州举办的“农药包装回收处置研讨会”上，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现状农药包装处理不当成污染源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马报桥村的余雪芬是水稻种植大户，她告诉记者，一到农忙时节，许多农户打药后不注意回收，农药包装物随意散落在地里，没人来收，一是不美观，二是对农田造成污染。“现在我们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在说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如果农药包装物不处理好，我们的乡村也不会美丽。”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农药制剂需求总量为250万吨左右，每年产生的农药包装废弃物以容量为250毫升计，约有100亿个之多。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单正军长期从事环境研究，他告诉记者，这些农药包装物的丢弃，不但造成严重的“视觉污染”，其中残留的农药会直接危害农村的土壤以及水体，影响农业生产，还可能会进入饮用水源地，进而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

“谈到污染，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工业领域。实际上，来自农业方面的污染更难监测、控制和治理。其中的农药包装物，已成为农药废弃物管理的重点。实施乡村振兴，必须要解决好农药包装废弃物的问题。”龙游县农业局副局长朱炳良感慨道。

如今，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问题也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提案、建议的重要内容。然而，除了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之外，目前国内只有很少的地方在专门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置工作。

困境规定落实难资金压力大

那么，农药包装物回收处置究竟难在哪里？为什么难以形成气候？

单正军分析指出，一方面，由于国内农业生产以小规模农户和家庭承包制为主体，因此小包装农药更受到市场青睐，这也增加了回收的难度；另一方面，农药包装规格种类繁多，全国农药登记产品共有3万多种，包装规格、材质各不相同，铝箔包装约占60%，资源化利用价值低。“归根到底可以总结为两大难。”单正军进一步解释，一是农药废弃物回收体系难建立，二是农药包装废弃物是否该归类为危险废弃物还存在争议。

事实上，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也有与农药包装废弃物管理相关的规定。比如，在《农药管理条例》第46条中就明确规定：农药废弃物处置费用由相应的农药生产企业和农业经营者承担。目前我国共有农药生产厂家2000多家，大多是小农药厂，经济效益不佳，难以出钱进行回收处置。而《农药管理条例》第37条规定的“国家鼓励农药使用者妥善收集农药包装物等废弃物”，也因为多数农民环保意识淡薄很难落实。“这些规定多为原则性的条款，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满足农药包装废弃物管理的实际需要。”单正军说。

多种因素制约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的建立，资金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即便是北京、上海和浙江这样回收处置费用由政府财政支出的试点省市，也依然存在由于资金压力大而难以持续等问题。

龙游县2017年财政预算240万元，三年累计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100吨。龙游县植物保护检疫站站长张晨光说，农药玻璃瓶回收价是1.5元/公斤、塑料瓶4元/公斤、铝箔袋8元/公斤。“我们的回收价高于普通生活垃圾，有人就拿普通废塑料、玻璃等来冒充；浙江没有出台统一的回收价格，有人从龙游回收后倒卖到价格相对较高的地方，甚至囤积居奇，造成二次污染，也导致了市场的混乱，扰乱了农村环境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

另据介绍，目前农药包装废弃物多作为危险废物来处理，处理成本高于4500元/吨，而普通废物处理一吨仅几百元或几十元，地方财政压力巨大。

出路建立政府主导、企业为主的回收体系

目前，我国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主要分为政府主导（如上海、浙江、北京等地）、企业主导（如陶氏杜邦、FMC、广西凯米克）和项目合作（如中德合作项目）三种模式。其中，政府主导的回收处理模式已经探索出了一些成功经验。浙江省从2014年开始进行试点，截至2017年底，全省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率已达到80%~90%。

作为浙江省21个试点县之一，龙游这几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龙游县农药包装废弃物仓储中心仓库，记者看到，回收上来的农药包装物经过机器压缩处理后被码放得整整齐齐，这些废弃物会被陆续送往处理厂进行回收处理。“我们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生产者的自觉回收率；另一方面加大植保技术指导减少农药使用量，减轻回收处置压力。”据张晨光介绍，近年来，龙游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村、乡、县三级归集体系，设置了24个镇级回收点、200多个村回收点，每个回收点安排一名回收员，进行全面布局。同时，建立物流管理体系和责任考核体系，并在台账、补贴资金、处置和实施主体上进行规范。

“农药包装回收处置是个难题，下一步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完善回收网点，完善回收和归集价格体系，加快无害化处理进度，强化生产企业的源头管控。”朱炳良补充说，原来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一直是农业部门单打独斗，迫切需要与生产企业等各方力量一起协作。

作为企业主导回收处理模式的代表之一，陶氏杜邦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上也在不断探索，企业与渠道各级客户，通过奖励的方式促进包装物回收处理。陶氏杜邦农业事业部大中华区外包生产合规质量经理王国奎说：“我们打算设置集中回收点，每月固定时间鼓励周围社区农户回收空包装，兑换防护套装或相应礼品，今年将首先在黑龙江佳木斯试验站开展试点。”

单正军认为，目前三种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都面临资金压力大、难以持续的问题，急需研究制定可持续运行的管理模式。他建议，应该成立多方协调合作机制，建立政府主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可持续回收处置模式。

单正军同时指出，国家应鼓励农药生产者使用易综合利用、易处置包装物、水溶性高分子包装物或在环境中可降解的大容量包装物，逐步淘汰铝箔、塑料等不易处置的小包装袋。“科技在其中必须发挥作用。在国外已经出现新型农药包装，农药内包装是水溶性的，能直接融化在农药喷洒桶中；外包装不会碰触到农药，就可以作为普通塑料回收再利用，大幅降低了处理处置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