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徐恒杰刘振远

    大事记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作为七大战略之一写入党章。报告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指明了乡村振兴的深刻内涵。

    2017年12月：在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乡村振兴的“七个之路”，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指明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努力方向。

    2018年2月：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定方向、定思路、定任务、定政策，搭建起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

    2018年3月：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即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指明了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布局和中心任务。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阶段性谋划，分别明确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22年召开党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为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指导依据。

    2018年9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和制度保障，强调要处理好四个关系，进一步为推进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是着眼于全局发展对新时代“三农”发展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

    百年梦想近到眼前，更在脚下。乡土中国的华丽转型离不开“三农”发展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号角一经吹响，从北国的万里平原，到南国的千尺丘陵，从东部的渔家海岸，到西部的旱地戈壁，乡村热土一片沸腾，一幅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践画卷已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开。

    回顾发轫于农村改革的40年改革开放发展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金光大道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解决“三农”发展问题的需要

    上世纪70年代初，湖北省嘉鱼县官桥镇官桥村八组青年农民周宝生在县化肥厂当亦工亦农的工人期间，有一次一名工人因故被车间主任训斥说：“不好好干，就滚回农村去！”周宝生抱打不平地说：“农村怎么样？农村是广阔天地，不是劳改场！”

    周宝生为工友出头的话说得义正辞严，是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的城乡差距，是在农业为国家工业化发展做贡献的过程中产生的。当时他所在的村子每个劳力日工值只有9分钱，与务工收入差距在5倍以上。全国各地农村的情况也与官桥八组大同小异。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起点较低，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产值的10%。计划经济的30年把我国工农业比重调整到5∶5，建立了独立的国防与重工业体系。中国在经济水平非常低下的时候，依靠内部积累在实现工业化，保持30%的积累率，广大农民为此付出收入、消费和个人自由的代价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城乡劳动力之间存在的这种人格不平等，使周宝生开始思考农村有无出路的问题。他后来回到农村后，对当时许多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逐步有了抵触情绪，开始思考农村如何才能走出一条发展之路。他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形势。1979年冬，通过群众选举，周宝生当上了当时的生产队长（后改称组长）。那年将近年关的一天，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周宝生赶路回家，正碰上本组几个壮劳力挑着柴担往县城送，以便换几个油盐钱过年。周宝生就这件事让队里的干部们展开讨论，大家都心情沉重，发出了一定要改变穷困落后面貌的誓言。

    由于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在当时嘉鱼县乃至全国对“联产计酬责任制”还存在很大争议的情况下，八组实行了“包产到户”。结果，1980年粮食增产54%，苎麻、芝麻、花生等作物也获得大丰收。多少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温饱问题终于解决了。1981年，为了偿还历史所欠的国家贷款和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进一步致富，组里开始筹资搞工副业。先是在官桥街上租房子办熟食店、副食品经销店和冰棒加工厂，一年下来赢利7000元。以此为家底，周宝生领导八组走上了发展之路。

    官桥八组在周宝生的带领下，几番弄潮，几经发展，现已建成旅游度假村，并由一个纯农业组变成了集科研、开发、生产、经营、教育于一体的湖北田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体总资产30亿元，人平均拥有资产近千万元，人均年纯收入6万多元，被誉为全国、全省“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

    像官桥八组一样，有一个好的带头人，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的村子，在全国有一定比例，但只是少数。

    从全国来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多种因素累积出了对“三农”事业发展的历史“欠账”。在工业化的初期进行原始积累的时候，要大量集中使用农村劳动力于国家基本建设，要通过剪刀差从“三农”发展中提取积累。在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之后，市场经济配置要素的结果也使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长期净流出。并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越快，净流出就越多，“三农”问题就越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了空壳村，更多地方的农村是“三留守”人员的村庄。我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至今仍然是发展中的突出短板。解决这样的短板问题，需要国家力量支持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开。

    新时代“三农”改革发展的必然

    由于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形成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由于农产品市场约束日益增强、环境资源压力加大等原因，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以解决。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2018年4月13日，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村里考察。当听到这个坐落于火山脚下，曾经因自然条件差而几乎没有致富门路的“穷乡”，近年来在村党支部带领下发展石斛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互联网种植明星村时，他十分高兴地说，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要走出一条人无我有、科学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

    乡村振兴，一个何等令人振奋的新词汇！如一声惊天动地的春雷，彻然唤醒大地的生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在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使人们首次看到了“三农”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同步提升的宏伟蓝图与清晰路径。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将实施乡村振兴提升到战略高度并写入党章，还逐步展开抓铁有痕的相关部署，是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为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农”发展这新的方位，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擎民族复兴旗帜、矢志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坚定意志，来源于中央确立的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来源于通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选择，来源于以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良种和农机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农业补贴为重要标志的多予少取放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源于各地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几十年不懈的辛勤努力与探索。

    改革旗帜指引方向，创新火炬照亮前程。回望4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的历程：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政社分开发展乡镇企业、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农村综合改革、农垦改革……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足以彪炳史册。

    剖玄析微，农村改革的轨迹清晰可见：一条是由农民实践创造向加强顶层设计发展；

    一条是由局部改革向全局改革拓展：改革最初集中在经济领域，随着不断深化，越来越重视农村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方面，越来越重视保护和发展农民权益；

    一条是更加注重城乡融合发展：从“城乡二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改革越来越重视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同步发展。

    沿着这3条轨迹，乡村振兴将农村改革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个高度在于，更具长远性和顶层设计性——确立了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任务；谋划一系列重大举措，出台战略规划，制定党内法规，实施一系列重要战略、重大行动和重大工程。

    一个高度在于，更具全面性——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基础，推进农村文化、治理、民生、生态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是乡村全面的振兴。

    一个高度在于，更具城乡融合性——聚焦“人”“地”“钱”3个制约乡村发展的突出短板，不断加强制度供给，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将乡村振兴战略放在4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中考量，它同过去的改革具有理论上的传承性、目标上的明确性、任务上的突破性和措施上的创新性，标志着“三农”问题有了实质性化解的路线图。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了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更通俗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当前，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高质量的“三农”发展，对于我国发展全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猎猎旌旗尤飘扬，改革潮头舞长虹。步入新时代，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最基本现实，奔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最热切的梦想，农村改革的旌旗应更加鲜明、更加亮丽。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夯实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是我们新时代推动农村改革最光辉的新旗帜！

    2018年1月，一则“山东省委书记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消息刷爆朋友圈；不久，多省市党委书记亲自担任乡村振兴领导小组或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引发社会的广泛点赞。

    “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深刻反映出我们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和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将“三农”工作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正是40年的农村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由传统农业改造到现代农业建设的转变，完成了由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到加强农村社会建设的转变，实现了由增长农民经济利益到保障农民综合权利的转变，才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了基础、提供了可能，留下了宝贵的制度基础和历史经验。

    经过40年年均近10%的增长后，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商品出口国，国家有实力在常规的“三农”投入之外，对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达到城市平均水平和解决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工问题进行阶段性的大力投资。

    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九大的15年之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从39.1%提高到57.4%。中国城乡发展理论的核心也随之发生了三次重要转变，即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这样的转变，顺应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体现出城乡之间内在的融合渗透的关系，标志着中国在进一步集成创新过去五年的“三农”工作的基础上，延续了过去三十多年的农业创新。面对农村发展的不平衡，城乡融合发展成为破解不平衡的核心路径；面对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产业振兴成为破解不充分的核心路径；面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同步，四化同步成为破解不同步的核心路径。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浙江、四川、福建、贵州等地积极探索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路径，许多成功经验弥足珍贵。

    无论如何，乡村振兴是基于我国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目标。许多年以来，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城镇化政策导向，导致了乡村人才、资金、资源与信息向城市的单向度集中，像一个无形的“抽水机”，把乡村的各类优质资源不断地抽送到城市，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价值失位。只有完善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才能促进城乡发展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配置。因此，乡村振兴要把城镇化、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作为有机整体来对待，要开放思路用有效的办法有力的举措为进城的人、返乡的人和下乡的人创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以利于实现真正意义的城乡融合发展。

    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的新时代，我们坚信，只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必将在中华大地谱写腾飞的新篇章。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在山东省昌邑市龙池镇瓦东村村史馆里，陈列着的一张张老照片、一个个老物件，静静展示该村悠久独特的民俗文化、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建设时期的汗水功勋和改革年代的发展智慧。村党支部书记赵中伟说：“保留下我们村在党的领导下付出鲜血、汗水和智慧，从苦难中一步步走向振兴的记忆，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座村史馆，记录着一个村庄的夙昔，也折射出我国农村变迁的轨迹和乡村发展的梦想。

    复兴，是中华民族百年以来的梦想；振兴，是乡土中国百年以来的期盼。俯瞰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无数个村庄像瓦东村那样，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走来，踏着改革发展的稳健步伐，朝着振兴的方向而去，成为我们党农村政策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拨开近现代的历史烟云，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成为无数仁人志士誓死奋斗的执着梦想；从失败中爬起，在曲折中前进，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苦苦探寻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方案。

    百余年来，中国区域性的乡村振兴实践探索其实一直在进行。近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可以追溯到1904年米春明、米迪刚父子在河北定县的“翟城实验”，这一实验被认为拉开了乡绅探索本地地方自治和乡村自救的序幕。地方“良绅”在不同范围内自发进行的挽救乡村的实践经验为百年乡村振兴实践迈出了第一步。到上世纪20至30年代，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地方良绅和知识分子开展乡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根据地，也开辟了乡村建设试验田，期间的尝试和举措，为推进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掌政权，带领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进行了一系列乡村社会的彻底改革和城乡关系的变革，一方面建立起一个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另一方面推动了农业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国家工业化。以1953年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为发端，农业开始担负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使命。到2005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至12.4%，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全国各省市基本取消了农业税费。2006年1月1日起，《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地方因此减少的收入由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同时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以及退耕还林补贴。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财政支农。与此同时，政府大力推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中央财政加大投入，逐步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浙江、江苏等地用活用足中央政策，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更是连年发出十多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在重中之重战略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引领下，“三农”事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为赢得全局工作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擘画三步走实现乡村振兴，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制定，再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等各部门各省市县围绕乡村振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马克思深刻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审视当下，尽管过去40年的农村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农业依然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依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农民还是最大的低收入弱势群体。中国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地区。

    在民族复兴的宏大卷轴画里，从农民生产生活的“小事”落墨，逐步形成振兴发展的场景，是新时代中国发展图景中的亮点。比如，近年来浙江常山县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实现了农村公厕从“脏乱差”到“洁净美观”的蜕变，让村民和游客们竖起了大拇指。

    无论沿着近现代史时间轴溯洄，还是将目光凝聚当下，抑或展望不远的将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延续百年来仁人志士的现代化梦想，必将成为一场根植于中国乡土的亘古未有的宏大实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为世界构建和谐城乡关系贡献中国智慧，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乃至中国梦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