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任何区域类型的乡村振兴路径，重塑城乡关系毋庸置疑既是重要标的，也是主要路径。而有一种乡村形态，因介于城乡之间的空间独特性，探索其全面振兴道路必须别开生面。

　　这就是城郊乡村。地处城乡融合发展的交汇区域，作为服务于城市又不同于传统农村的地理空间，如果找不准自身定位，极易陷入不城、不郊、不农的尴尬，势必给乡村振兴拖后腿；反之，如果找准振兴路径，成功化身城乡融合的桥梁纽带，则会加速助推城乡实现双向互动、美美与共。

　　“武汉那么大，周末去江夏。”在湖北武汉这座特大城市，这句广告词近年来愈发响亮。在飘洒若雾的秋雨中，当记者赶到城市最南端寻问此语缘何风行时，一弯镶嵌于此的“绿色”给出了答案。

　　这里是江夏区湖泗街道海洋村。秋雨洗刷后山光照槛、云树满窗。古村中央一潭绿水在微风中泛着涟漪，一种静谧闲适的情趣油然而生。正是这水、这绿、这趣，吸引大城市的人们驱车100多公里来此释放积压的疲惫和焦虑，国庆节期间民宿更是天天爆满。

　　短短几年时间，海洋村从昔日“地上五谷少，荒草比人高”的空壳村，变成山野湖泊相映成趣、竹林民宿错落有致的生态村，共享农业、休闲康养、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激活了乡村全面振兴的马达，朝着村美业兴民富的目标奋楫向前。

　　而类似的振兴故事，正在江夏许多村庄上演。对于乡村振兴这一时代考题，江夏区究竟从何破题、以何解题、如何答题，进而从城郊乡村振兴的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带着这样的题目，记者深入江夏探寻答案。

　　从何破题——找准乡村振兴起手式

　　要答好乡村振兴这张考卷，身处大武汉城郊的江夏面对的第一道必答题就是：武汉是否还有农业农村、武汉是否还需要农业农村、武汉需要什么样的农业农村？

　　很长时间以来，现代化都市、繁华工商业、高科技园区、顶级高校圈是武汉最主要的城市标签，农业农村则面目模糊，似乎是可有可无的背景板。

　　然而，跟不少大城市一样，环武汉中心城区的诸多郊区县，仍散布着大片农田和众多村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一度非常突出。

　　作为武汉的南大门，江夏北部临近市区的5个街道，独占江夏GDP的七成，将南部8个以农业为主的街镇远远甩在身后。可见，就江夏内部而言，城乡差距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那么，是不是可以战略性放弃这些“拖后腿”的产业和区域？以大都市向外“扩圈”的方式硬性收编了事呢？

　　不急，先看一下记者在江夏采访时了解到的一组数据：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江夏为武汉市场保供蔬菜1万多吨、水产品3329.5吨、畜禽产品9541.21吨……如果没有这些农产品就近有效供给，武汉打赢疫情阻击战势必面临更大的困难。

　　当然，乡村之于城市的功能，保供极为重要，但绝不仅仅止于保供，特别是在人民生活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在江夏决策者眼中，乡村绝不是城市的附庸，或者仅是功能的补充。

　　“乡村既是战略后院，更是高质量发展引擎。”江夏区委书记王清华说，江夏全区37万农民，如果收入提高到当前城市居民平均水平，就能为武汉增加80亿元至100亿元的内需空间。而且，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的投资拉动，更将形成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发展“蓝海”。

　　他们认为，虽然城郊乡村的空间、产业、社会形态相较偏远农村，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问题，但天然的区位优势，使其乡村发展关键要素的挖掘与利用潜力更大、劲力更足。

　　“是否需要农业农村”的这道判断题，到此有了一个清晰而准确的答案，而乡村振兴这一战略任务繁多，从何入手决定了乡村振兴的成败和效率，这又是一道务必要答准的选择题。

　　农业农村基本情况千差万别，决定了不可能“一招鲜吃遍天”。就像对“锁”的内部结构和性能有了透彻了解，才能选准适用的钥匙一样，乡村振兴的破题路径同样需要因时因地因势去选择。尤其城郊本身就是城乡融合体，其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与定位，相对于一般性农区更加有所不同。

　　着眼于激活农业农村资源，江夏一直在寻找突破口——它既要如一根线牵起“五大振兴”，也要像一张网覆盖全区；既要有群众基础和产业潜力，又要能整合提升多元要素，将其转化为强市富农的发展动力。

　　当你从空中俯瞰江夏，此题就能找到答案。放眼望去，梁子湖、汤逊湖等22个大小湖泊密布江夏全域，占到武汉整个水域面积近一半，造就了江夏人引以为傲的“三山三水三分田”的黄金比例。

　　而相对的另一面是杂而无序，这也曾是江夏的生态之痛。长期以来，依仗水资源优势，沿湖建厂、过度捕捞、乱排污水……追逐工业经济高利润导向下，江夏区内水质条件日益恶化，曾经的“武汉之肺”早已不堪重负。

　　对于江夏这个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城郊区而言，水资源从“先天优势”变“后天不足”，无疑将农业农村发展的“天花板”压得更低。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江夏既要做好农业农村“压舱石”，又要做好城乡发展“融合剂”，过去“重北轻南”“重工轻农”的不平衡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到了不得不改、必须要改的地步。

　　“经过统筹考虑，结合区情实际，江夏以生态环境治理为抓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来破题生态和产业振兴，由此去尝试旋开乡村全面振兴的阀门开关。”江夏区委政研室主任刘忠友说。

　　以何解题——定调生态产业共鸣曲

　　一条扁担两头挑，一头挑着金山银山，一头挑着绿水青山。能不能统筹兼顾、找到施策平衡点，对江夏来说是个挑战。

　　换句话说，作为城郊区县，江夏本身就有较重的农业农村包袱，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和实力，承受转型带来的阵痛？

　　路难行行将至，事难办办则成。畜禽养殖退养、“三网”拆除、湖泊周边港渠整治、流域污水处理……江夏人铆足了劲，向绿色理念要发展，向改革创新要动力。

　　数年来，江夏一手抓水域治理，一手抓转型发展，在擦亮生态宜居金字招牌的同时，推动乡村产业“向新而生”。

　　牛山湖是梁子湖的一个重要湖湾，水域面积7万亩。过去湖区水质清澈、水草丰茂，是驰名中外的武昌鱼重要栖息地。前些年，湖区资源严重受损，水质由II类下降至III类。

　　为尽快恢复湖泊水质，环梁子湖流域坚持投入做加法、污染做减法、机制做乘法、执法做除法，累计投入近10亿元。通过几年治理，梁子湖总体水质达到II类、局部I类，水环境明显改善。牛山湖大型沉水植物覆盖率达到70％以上，水下森林重生再现。

　　湖水绿了，村湾美了，环境优了，蕴藉在乡野的强大生态发展势能喷涌而出，找到合适的产业出路就成为关键。

　　事实上，城郊区域乡村产业的发展，既面临资源成本偏高的约束，又要满足城乡多元功能的需求，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必然不同于传统农区。

　　“普遍来看，城郊乡村依靠不同于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态景观和空间聚落，通过乡村内部重构，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实现城乡互动发展，可以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江夏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向卉珍说，在具体实践中，培育一二三产融合的乡村旅游业成为了一个变现城郊区位优势的最优选项。

　　如诗如画的小朱湾，正是其中的代表。走进村湾，一座座别具荆楚风韵的村舍错落有致，碧水秀竹环抱，青砖小径通幽。不远处，梁子湖波光荡漾，采摘园蔬果飘香，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田园风景画中。

　　可谁能想到，这个五里界街童周岭村只有32户村民的小村湾并非“天生丽质”。童周岭村党支部书记罗刚玉告诉记者，2012年以前，小朱湾还是污水横流，畜粪遍地，一副“脏乱差”的模样。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和孩子留守，是典型的“失地村”“空心村”。

　　近年来，依靠上级支持，村里多措并举，投资2000万元对所有村湾公路进行了硬化刷黑，建起星级旅游厕所、生态停车场，安装太阳能路灯，修好污水收集池和地下管网。经过整体改造的小朱湾一跃成为看山望水记乡愁的“世外桃源”。随之而起的赏花游、采摘游、乡村游，让纷至沓来的观光休闲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当地村民瞅准时机，改造自家民居纷纷办起农庄，从此各位村民“庄主”守着美丽家园过上小康生活。

　　随着生态振兴步伐不断加速，江夏沉睡的山水人文资源逐渐苏醒。外来文化业态不仅在乡村落地发芽，还不断与乡土文化碰撞出火花，赋予了重新探讨现代和传统、城市和乡村关系的无限可能。

　　紧邻梁子湖大道的老屋穆湾，几年前启动了名人文化艺术村项目，盘活村民闲置房屋。随着首批国画、版画和雕刻等艺术领域的海内外文化名人入驻，老屋穆的文旅产业开始起步，并有效带动村湾旅游产业。曾经不为人关注的环城市“模糊地带”，逐渐成为城里人纷纷向往的文艺打卡地。说起五里界街的变化，党工委书记罗尚国满脸自豪。

　　“从‘卖生态’到‘卖文化’，我们持续推进乡村休闲旅游产业提档升级，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打造群众文化品牌，挖掘地方民宿非遗特色，以点带面振兴乡村文化。”江夏区文旅局局长王太明介绍，非遗项目草把龙进入了2019年军运会进行表演展示，谭鑫培诞辰系列活动将谭门京剧艺术推介到全国乃至海外……

　　生态化引领下的农业产业也快速嬗变。素有“武汉南郊第一村”之称的江夏区金口街南岸一村，现代化的蔬菜大棚内，村民们正兴高采烈地采收哈密瓜。

　　2017年，武汉南岸壹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该村挂牌成立，通过“公司＋农户＋销售”的订单模式，启动了哈密瓜、优质水稻、黑黄豆、黑芝麻、黑花生等特色种植项目。金口街党工委书记陈卫介绍：“订单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0

　　00多亩，亩平增加收入超过500元。”

　　目前，正在实施的江夏区都市田园综合体项目，已投入10多亿元，一个个共享农庄、一片片特色种植生机勃勃。江夏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区长张斐认为，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生态可持续，江夏农业产业振兴必须毫不动摇走生态兴业之路，久久为功实现生态与产业的和谐发展。

　　如何答题——打响人才组织组合拳

　　从生态振兴破题着墨，江夏区的乡村建设正处在一个跳跃式上升的高速发展阶段，人才成为了全面振兴的最大制约。

　　很多人可能认为，大城市郊区天然有着引进人才的便利。但恰因物理距离较近，城郊乡村面对大城市对人才的虹吸效应更明显。高端人才进城工作、普通农民进城务工，大城市郊区往往会形成“人才塌陷环带”。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江夏区委常委、组织部长舒基元表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江夏把“人才”作为创新发展的主动力，立足把人才振兴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

　　瞄准在外能人，江夏农村人才队伍“强筋健骨”迈出第一步。

　　法泗街大路村党支部书记胡涛原是民营企业家，资产过千万。看到曾经的故乡村庄负债累累，他慨然接受政府和村里的邀请，返乡竞选村党支部书记。经过多年发展，如今大路村集体资产过千万，农民人均年收入过5万元。

　　坐落在舒安街的未来家园设计理念超前，由江夏区“乡土人才双百计划”引进人才尹维坊投资创立。舒安街党工委书记王玉华介绍，园区猕猴桃采用国际先进的箱体栽植技术，充分保障每一颗果实的品质，成为军运会期间最受喜爱的水果之一。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蛹虫草培育馆，每天可活体接种蚕蛹2200公斤，采收成品蛹虫草800公斤，成为园区百亿产能的有效保障。

　　打好乡情牌，算清资源账，资金、项目、企业成群打捆跟随能人“衣锦还乡”，促进了江夏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江夏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谭德利说，全区乡土人才带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超过4000个，新型经营主体年创产值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70％以上。

　　不仅是乡情，绿水青山同样对人才有“磁吸”效应。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江夏打造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的农业公园，将其中的村湾建设成看得见蓝天、摸得着绿水的诗意田园。当众多美丽村湾变身网红打卡地，大量武汉市民下乡居住、创业也就水到渠成。

　　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既要“广引智”，还要“深挖潜”，念好人才“育”字诀。

　　针对农村人才视野不宽、年龄老化、素质偏低、本领恐慌等问题，江夏区统筹运用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实践锻炼及外出“取经”等方式，建设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农村专业服务型人才“四支队伍”。近3年，全区新增年纯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创业能手超过1000个。

　　有着20年养猪经历的雷贤忠是湖北省养猪协会会长、湖北的“养猪达人”。在江夏区多部门支持下，雷贤忠在生猪养殖领域独创“大环境、小区域”等饲养模式，他创办的金龙畜禽有限责任公司年产值20亿元，发展联户20户，参与农民达180余人，吸纳当地200多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他先后被评为“武汉首届十大杰出人才”“全国创业之星”等称号。

　　农村人才振兴之路顺利开启，先进的技术理念和资金如雨后春笋，在江夏着床发芽。随着人才、资本等要素不断汇聚，如何提升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成为护航江夏走好乡村振兴之路的关键。

　　江夏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卢萍说，近年来，江夏区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建设和能力建设，把城市街道治理和乡村治理统筹安排，特别是加快城乡接合部社会治理，形成基层治理新格局。

　　发动党员带头优化服务，鼓励党员带头参与治理，推动机关党组织联系贫困村党组织，将回乡能人培养成村党组织书记……一项项扎实的政策渐次铺陈，基层组织壮了起来、强了起来、稳了起来，乡村振兴至此有了坚实组织保障。

　　一水连通城乡，一花催生百业。从生态治理破题，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走出一条大城市郊区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因地因时因势找准切入点和起手式，激活城郊区域独具特色的禀赋优势，捋顺“五大振兴”互促共进的实践逻辑，迸发城乡互动融合发展的强劲动能，让城乡融合的美丽图景次第展开，向着城郊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勠力前行。本报记者　唐园结　何红卫　冯克　王小川